陈国雍

　

    清明时节的雨，尤其是江南的清明雨，大都是细密而温柔的，洒在脸上有些凉意，绵绵的清明雨，湿润润的沁人肺腑，极易勾起人们无限的思绪和怅然若失的情怀。

    今年的清明节，本也想去浙江老家为父亲扫墓的，无奈骨伤未愈，不能成行。屈指算来，父亲逝世已有35个春秋。

    回首往事，好在往事并不会都如烟般飘逝，常常不思量，自难忘，父亲生前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那时我家座落在南京西路344号，家对面就是如今的上海美术馆(以前是上海图书馆)，打开我家“友爱”糖果商店的店门，抬头就能望见钟楼。

    从我记事起，感觉父亲开怀欢笑的日子极少，那时候的父亲对我言也是陌生的，他那愁眉不展、不苟言笑的严肃，常让我们兄弟几个惧怕，不敢亲近。少不更事的我，依稀从大人的交谈中知道父亲在参加“整风”学习，所以回家后没有好脸色。从此“整风”这个字眼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令人不安的印象。“少时不知愁滋味”，年小的我们常常在外面疯玩后，总想悄悄的、不露声色地赶在父亲“整风”学习结束前回家，可是满头的汗渍和沾上泥巴的手，却常常暴露了我们的“劣迹”而受到斥责。

    得父亲也有欢欣的时候，每当浙江老家有亲朋好友光临，那怕是老乡的朋友，父亲都是盛情款待，留宿、游玩大世界是他待客的必然程序，父亲有浓浓的故乡情结，攀谈家乡事，常可聊到半夜。来客多时，我们小孩是上不了桌面的，母亲做菜来不及时常喊外卖，客人们离开时，自家的糖果店也就成了“近水楼台”选购礼品的便利店，客人们往往满载而归，父亲的好客和侠义美名，也就传遍了故乡，客也就来得更多更勤了。记得家中还有几位长住客，成年累月居住我家。我小舅舅曾对我母亲戏言：这样下去一家人家要吃穷的。

    父亲豪爽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自己就陷入了很大的困境：为了在合营前解决侄子的就业，竟冲动地与工作组拍了桌子，结果不但受到了惩罚，之后全家还被迫离开了南京西路的家。

    文革期间，父亲单位的造反派还算有点人性，父亲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家没有被查抄、人也没挨批斗，就是没完没了的作思想小结、自我检查, 要形成书面文字上交, 也是令人头痛的一笔精神负担，好在有我们兄弟姐妹5人, 写思想小结与自我检查被父亲当作任务分配给我们, 帮他渡过难关。

    最令人难以接受得了的，是被降了几乎一半工资，这一直使他耿耿于怀, 还有最不曾料到的是，一些弄堂小痞子和邻居却趁机发难，偷偷在我家门口张贴大字报和小字报，使父亲气愤不已。

    其实父亲是个很有性格的人，从不畏惧坏人坏事，年青时曾一拳打翻了偷窃家中财产的“红头阿三”。有一次我在外面被人欺负哭着回家，父亲狠狠的批评我：为什么不抗争，为什么这么懦弱？

    父亲病重住院期间, 因为我支内而被迫停止了上班，自然也就成了闲人，陪伴和照料住院的父亲也就成了我的重要任务。在父亲病情缓和时，他跟我聊天，讲述了他的经历和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往事。

    父亲出生于浙江上虞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爷爷去世后，父亲 13岁那年离乡背井来到上海学生意，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艰难求生存，从13岁开始当学徒一直到19岁满师，先后在银楼、米店、织造厂、棉织厂当过学徒，饱经生活的磨难。

    后来父亲经朋友介绍，进了米高梅影片公司当了一名杂务工，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驱使下，1951年父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毅然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与上海外国影片公司108名中方员工一道，奋起向美国老板抗议，反对美帝把战火烧到我国边境和影片公司的文化侵略行径，进而集体辞职，表现了108名员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大义。

    尽管父亲在政治上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对待，私下也偶有抱怨，但是在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他却是第一个支持儿子去安徽农村插队落户，使得我的弟弟至今仍有微词，对于我在“重庆支内”名单确定后采取的消极态度，父亲是不太满意的，在住院期间还嘱咐我：要服从组织安排、听党的话，等他病情有所好转，就去重庆工作……

    在怀念亲人的季节里，当我再次翻阅父亲留存的珍贵手稿，只见一份思想检查是这样批判自己的：“根本忘记了自已的出身，在1951年6月就叛变了自已的阶级，拿了解雇金作剥削资本，在南京西路开了店面……”

    看到这里，我只能深深叹息：父亲真是生不逢时！如今改革开放30年，国家大力扶持、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对比之下真是两重天，当年父辈艰难的创业史，却被批判为罪恶的剥削史。

    父亲的性格和锐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消磨得毫无生气，变得谨小慎微、郁郁寡欢起来，应该说单位领导对父亲还是比较关心的，考虑到父亲年岁渐高，不能再从事外勤搞运输，就把他调回柜台当营业员，可是轻松的工作，并没有使他快活起来，父亲回家后却常常闷闷不乐。其实三尺柜台并不平静，他说一些职工常有私拿营业款的贪污行为，自已成份不好，烟瘾大，常要掏口袋买香烟，怕说不清楚，还是远离是非之地为妙。在父亲的坚决要求下，又重操旧业，每天骑着货车，精神抖擞地奔走在码头、批发部和各商店之间。

    在纪念和缅怀父亲的日子里，唯有一件已过去40多年的往事，时常触我灵魂，鞭挞着我，令我不安，深感愧对父亲。那是60年代未的一个下午，我早班下班后与几位同事走路回家，迎面看见父亲踏着沉重的货车，正埋头奋力踩踏，当时心中一惊，我不想让同事们知道父亲是从事这种低贱工作的，竟低头避过。当时父亲没有看见我，当我再回望时，只见到父亲踏着三轮货车吃力而行的背影，这个背影40多年来一直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这个不肖的儿子当年为什么不去助父亲一臂之力？我至今仍然深感自责。

    1971年刊登在上海“支部生活”的一篇“落实北京木材厂资产阶政策”(补发被非法扣减的工资)的报导，使父亲看到了新的希望，在那个年代，父亲也有朋友，包括“革命阵营”里的同志，他们同情父亲，暗中给予精神鼓励和帮助，那本党内刊物“支部生活”就是他们拿给父亲看的，我清楚记得其中有条粗字体的语录“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在父亲的面前，生活的前景似乎又变得阳光灿烂起来。父亲开始盘算今后脱贫后的家庭生活，憧憬着再也不会为每天的香烟铜钿无着落和家中开不出伙仓而提心吊胆，要让母亲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父亲知道我喜好摄影，还许诺给我买架照相机。父亲望眼欲穿，盼望着这项无产阶级政策早日落实，及早沐浴到党的阳光。不幸的是这在父亲生前只能成为“镜中花、水中月”。针对当时的无奈心情曾写过一首菩萨蛮“秋思”日暮秋景雨绵绵/邻里争言花正艳/回首视庭院/含蕾不竟鲜/风助浪涛涌/小舟无桨舵/兴叹自无主/茫茫岸何边?父亲被减掉的那部分工资，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在父亲去世后，单位领导派了一位副书记来家中向母亲和全体子女宣布：陈佑福同志正式归队(工人阶级队伍)，享受工人待遇……尽管是迟到的平反，但是我们全家都没能高兴起，失去亲人的悲痛是无法消除的。

    我常常思量着，父亲其实是一个善良、怀有侠义心肠的大好人，为国家、为社会牺牲了个人利益，做出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他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也热爱我们共同的伟大领袖，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最基本的群体中一员，但是在父亲的后半生，却被当时的党组织尤其是居委会的基层组织，当作潜在的敌对份子防范着，这是多么愚蠢和不可理喻之举。

    值得父亲欣慰的是，父亲单位领导自父亲去世后，30多年来一直把母亲作为遗属而发放生活费，如今母亲己能享受到社保、医保待遇，分享到改革成果，这也是父亲生前不能预料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