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雍在“忆父亲”一文中提到他家从前住在南京西路上，开门就望见对马路上上海图书馆（今上海美术馆）的高大钟楼，这使我联想到：原来我们小时候就可能成为小伙伴的。在国雍家开的那家小杂货店的附近，就隔着新昌路口，在南京西路原座落过“仙乐书场”和“上海杂技场”的地方，早先有一家叫“菱花”的照相馆。

    二伯伯在上海学生意起家后，因勤奋好学且经营有方，还在三十年代就经营起照相业务，在南京西路和四川路开了两家照相馆，取自己名中一字叫“菱花”。记得四川路上的那家“菱花”规模不小，因为在模模糊糊的印象中，我记得曾有好多亲戚在那幢公寓楼里作过客。听母亲说，后来二伯伯把四川路上的那家“菱花” 无偿“献”了出去，自己龟缩到了南京西路上的“菱花”。二伯伯可能对发迹前的艰难生活深有体会，做了两家照相馆的老板后，生活上还是非常节俭，在亲戚中留下了“吝啬”的评价。在家里，大人们把二伯伯家简称为“菱花”，且很少同“菱花”来往，母亲直接了当地把“菱花”称作“小气鬼”。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曾数度在南京路上的“大三元”大摆宴席，款请过包括“菱花”等众亲戚，却从不知道“菱花”宴请过谁家。

    但我还是很喜欢到“菱花”去的日子，因为“菱花”的后院里栽满了花草，是个很好玩的小花园。每每随大人去“菱花”，在“菱花”打工的“远房堂哥”就一定会领着我到后面的花园里去玩。尤其当听说每逢国庆节，随着轰隆的礼炮声过后，花园里总会有几只从天上掉下来的小降落伞时，甭提心里有多痒痒了。有一年的元宵节，怕晚上要封路不让涌入南京路，姐姐为了带我到南京路上去观看舞龙灯的游行，便早早带着我去了“菱花”，一直等到晚上交通管制后，才悠悠然地一步跨上南京路。

    听母亲说，经常关照我们的“远房堂哥”曾因抽大烟，穷困潦倒在马路边，是父亲收留了他，并把他介绍到了“菱花”打工，从此这位“远房堂哥”就寄居在了“菱花”，也成了我家和小气的“菱花”之间的感情桥梁。“远房堂哥”是非常记着父亲对他的提携之恩的，为了报答父亲，曾为我们付出过很大的帮助。

    尽管都说“菱花”小气，免不了还是要上“菱花”几回。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二伯伯总是咬着发出芳香的、很好闻的板烟斗，系在西装裤上的皮带吊在两肩，洁白的衬衫领扣上老是系着根酱红色的领带，在二伯伯跟父亲讲话的时候手中从不放下那支烟斗。二伯伯的拍照技术相当出色，每每我们家去，他都是亲自上马，布置灯光，设计角度。在二伯伯忙乎着的时候，我最喜欢站在照相机架的后面，希奇地盯住那干片上的倒影看。

    碰到大人们说话的时候，伯母不是打发我到后花园去玩，就是由“远房堂哥”带着我到隔壁的露天演出场地去看看。原来一度被建为“上海杂技场”的露天剧场，经常有“吉普赛”般的巡回演出。有一次到“菱花”去，隔壁一个广东来的木偶剧团正在此地巡回演出，守门的工作人员见是“远房堂哥”带了我，门票也不收就让我们进去了。我在后台看到了一排排竖立着的木偶，我第一次看到原来木偶是这样被操作的，之后，那令童心神驰的木偶一直在我看“碧罗基欧”童话时，便栩栩如生地浮现眼前。最让人兴奋的，是那年蔡少华率团来上海表演“飞车走壁”， 南京西路上乃至斜对面的人民公园内，巨大的海报广告揪人心动。站在“菱花”的后花园里就能看到高高矗立起来的大木桶，热闹沸腾的观众席就设在高高的大木桶四周。那天，伯母喜气洋洋地拿出两张票来给她女儿，让比我大几岁的小姑娘带我到隔壁去看“飞车”演出，我们两个小孩高兴得一阵风似地奔出照相馆，早把伯母不放心的嘱咐声扔在了背后。

     在我们家碰上困难的一段日子，“远房堂哥”把我们兄弟几人带到了二伯伯家照应。这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菱花”已经从南京西路上消失了，二伯伯一家被从南京西路迁走，塞进了凤阳路上一间很小的居家内。在这不再显得阔气的二伯伯家里，我空闲的时候就翻看二伯伯收藏的摄影书籍，把这些五光十色的书籍当作画报看，这些书大多是英文或德文版的，可见二伯伯是很有点学问的人，这大概也是二伯伯在亲友中被人不一样看待的原因之一。

    文革期间，“菱花”难逃资本家之罪责，尽管曾无偿捐献出了一个“菱花”，还是不能抵消做老板的“孽债”。听说二伯伯每天都要被“拎”出去批斗，放回来后，心疼的伯母就忙着为他端上鸡汤、鸡粥，不过这并没能补偿二伯伯日益溃散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终于有一天在批斗回家后，“菱花”香消玉殁。

    现在每每经过南京西路那个地方，看到日新月异的豪华变迁不禁万分惊愕，但还是不能忘记当年曾在这里安安静静存在过的“菱花”照相馆。

　

                                       2008年5月11日